出自专栏《中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1949 年 3 月，金日成作为国家元首，第一次携次帅兼外务相朴宪永出访莫斯科，便十分迫切地向斯大林提出用武力统一朝鲜的问题。 斯大林像老师教训学生似的教导他俩，统一当然是好事，但是你们不能用武力来统一，因为你们现在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队，你们最好通过政治手段，加强政治攻势，宣传北朝鲜是全世界最优
越的社会制度，让南北朝鲜的人民都踉着你们走。 然后你们再组织游击队，潜入南方去进行破坏，暗杀反动军政人物，这样里应外
合，统一就能实现了。
他还特别明确地告诫金日成：「只有在对南朝鲜军队进行反击时，你的军队才可以越过『三八线』。 」
在东西两大阵营已经形成的世界冷战格局中，金日成作为苏联占领军扶植培养出来的北方领袖，在来自南方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他自然首先会想到求助于苏联，其次才会考虑与朝鲜一江之隔、各方面都与苏联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的帮助。
金日成把朝鲜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当成了天大的事情，牢牢记在心里。 从莫斯科一回到平壤，他就急不可耐地派内考副相兼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金一将军，到北平郊外的双清别墅求见毛泽东。
一见毛泽东的面，金一就迫不及待地说：「尊敬的毛主席同志，我们要解放南朝鲜，请你们给予帮助。 」
然后，金一向毛泽东递交上一封朝鲜劳动党给中共中央的信，信的中心意思就是请求中共把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转交给朝鲜政府。
而在此之前，中共已经送给金日成急需用来开国的一支小部队。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以后，金日成在苏军保护下返回朝鲜北部，并于 1948 年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而在建国前的 1947 年，中共应金日成之请，抽调了吉东警 1 旅 2 团的两个营，计 1200 名朝鲜族官兵，连同武器装送给金日成，作开国建军之需。
陪同金一前去双清别墅的，是代总参谋长聂荣臻。
「好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嘛。 」金一话音刚落，毛泽东便痛快地说，不过，马上话锋一转，「但是你们现在不能打，你们要统一，得等我们先统一完了，你们再动手。 」
那是 1949 年的 4 月 25 日，百万人民解放军在 5 天以前打过长江。 刚刚挥毫写下「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毛泽东心情大好，不是小好。
毛泽东继续说道：「我先把中国统一了，再把部队往北边一调，很快就能帮助你们统一。 解放军穿你们人民军的军装，悄悄过鸭绿江，都是黑头发，黄皮肤，谁也分不清楚谁是中国人，谁是朝鲜人。 」
毛泽东还对金一说，他同意金日成关于南北冲突在所难免，必有一战的看法，并认为即使美国不干涉，它也会唆使日本参加对北朝鲜的作战。 毛泽东表示对此不必担心，因为「苏联和中国都坚定地站在北朝鲜一边，一旦情况需要，中国会派兵援助你们」。
但是，毛泽东同时也明确表示，他「不支持金日成立即实行武力统一朝鲜的计划」。
有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稍后派兵援助的痛快承诺，金一急忙谈到他此行的主要问题：「现在如果南朝鲜要打我们，我们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防御。 主席同志，解放军部队里有很多朝鲜人，希望你能允许我把他们带回去。 」
对历来高度崇尚国际主义精神的毛泽东来说，这完全不是个问题。 他问聂荣臻：「我们在东北还有多少朝鲜族部队？」
聂荣臻回道：「两个朝鲜师，一个驻沈阳，一个驻长春。 」
毛泽东点点头，对金一说：「我给高岗、林枫、李立三他们写封信，你可以先把这两个师拿回去。 」
聂荣臻说：「还有一个 156 师已经被林彪带到南方打仗去了。 此外，除了这三个全部由朝鲜同志组成的野战师，四野其他部队里，还有一些零散的朝鲜族士兵。 」
毛泽东对金一说：「等我们的战事结束以后，这些朝鲜同志你们也可以全部拿走。 」
东北解放以后，东北局将朝鲜族军队改编成 3 个师，李德山的 164 师驻长春，方虎山的 166 师驻沈阳，还有一个 156 师跟随林彪的四野入关，一直打到了海南岛。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朝关系极度恶化，两国相互攻击抹黑，鸭绿江两岸剑拔弩张。 金日成在劳动党中央全会上宣称：「整个中国的解放战争都是我亲自指挥的，我英勇的人民军从黑龙江一直打到了海南岛，解放了全中国，我才把这个国家交给毛泽东治理。 」
虽然咱们中国人肯定认为这牛皮吹得太大，可金日成理直气壮说这话的根据，就在于的确有一个由朝鲜族解放军组成的 156 师，从中国最北边纵贯神州大地，一直打到了中国最南边，并且在邓华和韩先楚的指挥下，参与了解放海南岛的战役。
7 月 20 日，原四野的 164 师和 166 师携带全部武器装，齐装满员开进朝鲜。
164 师由李德山任师长兼政委，全师入朝时实有兵员 10821 人。
166 师由方虎山任师长兼政委，全师入朝时实有兵员 10320 人。
两个师都在中国的内战中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属于训练有素的能战之师。
过了鸭绿江后，164 师配置在新义州，166 师配置在罗南。
朝鲜方面随即将 164 师的番号改为朝鲜人民军第 5 师，166 师的番号改为朝鲜人民军第 6 师。 这两个身经百战的师，马上成为朝鲜武装力量的绝对主力。
不过，先于 156 师回国的李德山的长春师和方虎山的沈阳师一过鸭绿江，受到的不是自家同胞弟兄的欢迎，而是劈头盖脸的挖苦和嘲笑，「你们这算是什么烂部队呀，一点军人的威风也没有」。
的确如此，朝鲜人民军穿的全是苏联红军那一套光鲜锃亮的行头，军官清一色帽檐嵌有红色装饰线的高筒帽，厚呢子军装加马裤，十字交叉的宽匹武装带，油黑发亮的高统马靴，肩章领章胸章上军衔一目了然，下级见了上级，双脚一碰，「啪」地一个立正敬礼，看上去既英武，又神气。 哪像东北过来的中国军队，无论官兵，人人头上戴着一顶臭烘烘的狗皮帽子，土布做的军装皱得来就像刚从坛子里抓出来的老盐菜。 当官的也没个肩章领章胸章，站没站样，坐没坐相。 彼此见了面勾肩搭背，扬着旱烟袋，亲亲热热就是一嗓子：「呃，老哥，今儿吃了没？」
朝鲜人坚持认为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夺东北时期，他们给了中国共产党很大的帮助。
得人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事实的确如此，当时中共东北局在平壤设了一个办事处，主要用来筹集军费，购买各种战略物资和药品，还把自己的医院、物资基地设在鸭绿江朝鲜一侧。 作战时林彪的军队占上风固然好，一旦打了败仗，落了下风，扯抻脚杆就往苏联红军控制的鸭绿江对岸跑。 国民党的军队追到江边就非停步不可，他们一旦过江就成了重大国际事件，斯大林就有理由拿蒋介石开刀，蒋介石那副身板儿，哪里受得了？
不过，有一点应当说明，对东北中共军队的支持其实不太关乎金日成的事，更不关乎朝鲜人的事。 那时苏联远东军区第 25 集团军占领着北朝鲜，朝鲜政府严格执行的是苏联替他们制订的国家政策，谁敢抗命不遵就让谁难受，比如悲情人物曹晚植。 苏联人的势力在整个北朝鲜铺天盖地无孔不入，是庞大的苏联顾问团在管理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株小树，每一棵小草，而不是金日成。 大事小事全得由苏联人说了算，金日成一点话也说不上。
真要算这笔人情账，也得算在斯大林头上不是。
毛泽东在与金一的这次谈话中着重强调，南北朝鲜统一的问题，要等到中共完全统一中国之后，再着手解决。
而且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先征求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后，才能展开行动。
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派兵援朝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北朝鲜受到南朝鲜的攻击，而不是自己主动出击；二是必须等到中国完成统一大业，也就是拿下台湾之后，我才同意你金日成动手开打。
金一还向毛泽东提出：「这三个师所需的弹药，能否给予支援？」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能够制造弹药，朝方需要多少，我们就给多少。 」
实际上，不但弹药全部满足朝方要求，兵员上也进行了紧急补充。
1950 年 1 月初，时在武汉的林彪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发电报，称四野 156 师中的上万名朝鲜籍官兵在进军华南后，情绪出现波动，许多人强烈要求回国。 因为中国的战争即将结束，故希望把他们和其他部队中的朝鲜籍官兵集中送回国去。
此时中国南方战事基本结束，规模庞大的人民解放军中众多官兵的复转安置，必然将是个极为棘手的大问题。
辽沈战役一结束，四个野战军中四野一枝独秀，其他三个野战军加起来都没法和林彪的部队比。 彭德怀的一野最弱，7.5 万人，刘邓的二野从大别山出来时是 12.5 万人，陈粟的华野好得多，38 万人。 林彪的四野有多少？我的个老天爷—130 万精兵强将！
金日成的南北统一战争准已经是箭在弦上，挽弓待发。 他不断催促中方按照毛泽东已许诺的，尽快把四野 156 师连同其他部队中的朝鲜族士兵移交给北朝鲜。 中国方面正好乐得做个顺水人情，通知金日成，「由于作战行动结束，中国人民军队中现有的朝鲜族部队正在逐渐闲置下来，如朝鲜政府愿意，我们可以转交」。
金日成马上派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部长金光侠赶到武汉，从林彪手中接收朝鲜师。
金光侠要求让这批部队携带武器装回国。 林彪、聂荣臻请示毛泽东，1 月 22 日，毛泽东批复同意。 1950 年 2 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156 师与其他部队中的朝鲜族官兵总共 16452 人集结于南昌，并于 2 月 22 日陆续用火车运往郑州集结。
3 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该部队改编为独立第 15 师，毕业于延安中央党校的原 156 师副师长崔仁升任师长。 在郑州市广场召开了独立第 15 师成立大会，四野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参加大会并讲了话。 会后还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
在我国丹东，独立第 15 师番号改为朝鲜人民军第 7 步兵师，所有官兵换穿朝鲜人民军制式军装，各级军官一律佩戴朝鲜人民军军衔。
第 7 步兵师「衣锦还乡」，这就比前些时候回去的方虎山、李德山两个师，威风多了。
3 月 24 日，这支部队被运抵元山。
不久，第 7 师又改变番号为朝鲜人民军第 12 步兵师。
由此可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朝鲜人民军移交了成建制的 3 个野战师，共计 38000 人左右。 加上此前送给金日成的吉东警 1 旅 2 团的两个营 1200 人，稍后又在延边及周边各县征招 4200 人，总共达到了 44000 人。
金日成不惜用 9 吨黄金、40 吨白银和 1500 吨其他珍贵矿石，来换取价值 1380 万卢布的苏联武器弹药，用以装这批在中国战场上久经锤炼后归来的精兵强将。
而且根据金日成的要求，苏方还同意，北朝鲜可以提前使用原定于 1951 年才提供的 7000 万卢布的国家贷款，来装自己的军队。
手里握着这样一支铁血洪流、虎狼之师，金日成满以为能够一举荡平李承晚那弱不禁风的军队，一马平川地解放南朝鲜。
于是，他的手指移到了战争机器的可怕按钮上，随时准摁下去。
1949 年 10 月 1 日，天安门前隆隆的礼炮声尚在晴朗的天空中回荡，大洋彼岸，华盛顿的政治家们睁大了眼睛，紧张地注视着新生的红色中国的一举一动。
不能让苏联人继续扩张在亚洲的势力，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毛泽东的态度，美国人不希望看到一个一边倒的结果—那对美国人来说简直就是个灾难！因为一旦中国倒向苏联，就意味着美国通过太平洋战争在亚洲获得的权益，将大大缩水。
秉承国家间的交往只有永恒利益这一信条，美国人果断开出了自己的筹码。
1949 年 2 月 23 日，美国国务院发出第 28 号密令：《关于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
文件确定了美国官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统一对外宣传口径，同时文件确定了任何支持台湾政权的做法，都是对美国利益不利的，都会使美国卷入一场战争，都会使美国成为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文件更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台湾无论从历史还是地理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是不能够分割的一个整体国家。
1950 年 1 月 5 日，杜鲁门代表美国政府，公开发表了《关于台湾的声明》，再次确认《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中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条款，宣布美国无条件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对台湾没有掠夺的野心。
杜鲁门的这一「声明」无异于表明美国向全世界声称可以放弃台湾的蒋介石—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顺理成章地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1 月 12 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紧跟着又在全美新闻俱乐部演讲时公开宣称：「美国的防线在阿留申群岛、日本、冲绳、菲律宾一线。 」
偏偏漏掉了台湾和朝鲜—美国人为了拉拢中国，不仅放弃了台湾，连与中国紧挨着的朝鲜半岛，居然也不在美军的防线之内了！
美国人这一步，退得也太大了一点。
对美国人弄出的动静，瞪大了眼睛的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绝对不会无动于衷。
1950 年 2 月 17 日，在莫斯科阴冷刺骨的寒风中，毛泽东踏上了回国的火车。
一个星期后的 2 月 23 日，莫斯科任命拉祖瓦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总顾问，替代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一直兼任这一职务的什特科夫。 此后，对金日成的要求，苏联政府无请不准，从飞机坦克、枪支弹药到手电筒、急救包，凡是战争所需物质，一律快速运往平壤。
紧接着，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在拜访毛泽东时，提出了金日成访华的要求。 毛泽东表示同意金日成访华，但同时提醒对方，「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必须秘密进行」。
6 月 1 日，斯大林批准作战计划；6 月 10 日，北朝鲜召开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下达部队移动展开的命令；6 月 24 日，北朝鲜 7 个师由西向东，在「三八线」以北完成部署。 同日，苏联军事顾问视察了「三八线」阵地后，遵照斯大林的命令，所有军事顾问集体后撤到平壤。
斯大林的思路十分明确：从苏联的安全战略出发，莫斯科既要掌握这场战争的指挥权，又不能让苏联人公开参与到战争中去；如果实在迫不得已，那就让中国人冲到第一线，去和美国人拼杀。
韩国方面认为艾奇逊的声明表明美国已经放弃了韩国。 在日本表示欢欣鼓舞的同时，李承晚政府却感到非常失望，不断批评和抗议美国政府抛弃大韩民国的态度。
更让韩国人感到羞辱的是，在韩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美国总算同意援助韩国军队一批急需的通讯器材和装零件。
首批援韩物资在美国出港的优先顺序被排得很靠后，直到战争爆发 4 天后才随远洋货轮运抵釜山，而且到岸的居然是价值 250 美元的几大捆军用电话线！
李奇微在回忆录里说：「南朝鲜军队所以缺乏武器装，缺少受过训练的指挥人员，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朝鲜在战略上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我们关心的主要是自己不要在那里陷得过深，免得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作战。 因此，我们不愿充分武装南朝鲜军队，不愿采取有力措施克服其指挥人员存在的不足之处。 这些指挥人员的军事知识，确实太差了。 」
除此以外，在美国的有意制约下，南朝鲜军队还没有重炮，没有坦克，没有反坦克武器，更没有空军和海军。
不断从「三八线」以北地区传来的各种军事情报，让深知自己的军事力量薄弱的李承晚，长期处于恐慌和沮丧、怨恨之中。
到了 1949 年，美国人完全受到了这样一种理论的支配：即将把美国卷入其中的下一场战争将是一场全球性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朝鲜的地位完全不重要。
而且，无论怎样，三面临海的朝鲜都是无法防守的。
美国人对联合国充满了信心，原子弹又为他们构筑起一道心理上的马奇诺防线。 这道防线使美国人民有充分的理由强烈要求陆海空三军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让尽量多的孩子重返家园，与亲人团聚。
李奇微说：「对这种举国一致，强烈要求遣散美国有史以来最庞大军队的做法，任何人都可以根据后来的种种情况，轻而易举地加以指责。 可是，任何有前途的政治家，如果当时竟竭力主张国家继续保持战状态，继续在距本国 8000 英里之外的地方驻扎大批部队，那他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成为千夫所指的角色。 」
北朝鲜有着强大的突击力量，在「三八线」附近集结着大量军队，这些情况对美国的情报机构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问题在于他们的决策者在分析判断时出了问题。
他们过于自信地认定：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敢于冒着被原子弹攻击的风险，去发动一场针对美国的战争。
从时间上看，在中国处理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时，毛泽东根本不同意金日成通过发动一场战争来解决朝鲜统一问题，斯大林也没有同意金日成主动向南进攻的计划。
因此，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士兵回国，绝不能说明中国领导人当时就参与了朝鲜战争的策划。
1949 年毛泽东同意朝鲜师回国，是因为他担心北朝鲜受到南方的攻击，从而出于国际主义的立场，对朝鲜革命政权表示的同情和支持。 1950 年批准朝鲜师回国，一方面是因为朝鲜战士有回国的强烈意愿，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军队复员和减少军费开支的问题了。 因此，在朝鲜战争历史研究领域很有影响的美国知名学者、中国问题专家艾伦·怀廷很早以前就得出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这些帮助中国革命的朝鲜官兵回国是很自然的现象」。
不过，当最后一支全副武装，且经受过战火锤炼的朝鲜族部队陆续抵达元山港时，金日成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已经下定决心，要发动一场战争了。
因此，从客观上讲，3 个经过长期战火锤炼的朝鲜师回国，对于金日成的突然袭击能够成功，的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不知内情只看皮毛的某些国外学者抓住这件事情，以前嚷嚷得非常厉害。 在中国的档案没有解密之前，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朝鲜战争是毛泽东、金日成，还有斯大林 3 人共同策划的。
主要的论据就是，早在 1949 年 7 月，中国就已经秘密派遣四五万人民解放军主力进驻了朝鲜。
历史的表象看上去果真如此，但实质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朝鲜被日本吞并以后，大量不愿做亡国奴的朝鲜人逃到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居住在东北的朝鲜人，就已经超过了 200 万。
日本侵占东北以后，这 200 万朝鲜人与中国人一样成为了日本人的奴隶，也同样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抗击。 他们中的许多人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金日成就是其中一员。 二战胜利后他们又被编入了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再后来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因为当时中国打内战，也没条件让这 200 万朝鲜人加入中国国籍，所以他们虽然在东北生活了很长时间，却依然是朝鲜国民。
一直到了 1952 年，朝鲜战争已经打了快两年了，战局进入到「边谈边打」的僵持状态，中国政府这才着手处理这个问题。
当时的政策是让他们自愿选择，加入中国国籍的，欢迎；不愿加入中国国籍的，对不起，请限期离境。
那时候朝鲜三千里江山正打得一塌糊涂，「离境」去哪儿呢？所以绝大多数朝鲜人都选择就地加入中国籍。
中国档案解密后，事实就非常清楚了。 所谓毛泽东在战争爆发前派遣大批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先期进驻朝鲜，与后来爆发的朝鲜战争，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金日成像吹气球似的，突然之间手中便握有了一支精锐的部队。 等到 1949 年 6 月美军撤离南朝鲜以后，他觉得这下机会来了。
9 月，他和苏联大使什特科夫以及总顾问拉祖瓦耶夫中将共同策划了一个作战计划，叫作「瓮津半岛作战计划」。
瓮津半岛是靠西海岸「三八线」附近的一个三角形突出部。
金日成的设想是进行一次战略试探，把部队沿着「三八线」铺开，先打瓮津半岛，如果美国人没有什么大的反应，再顺势全线出击，一举荡平南朝鲜。
什特科夫把这个作战计划呈报给了莫斯科，政治局会议作出一项决议，委托葛罗米柯起草文稿。
最后发出的文稿是：「苏共中央政治局经再三讨论以后认为，不能采取军事行动解决朝鲜统一问题，如果这样做，后果必然是导致美国干预，致使远东出现战争危机。 」
9 月 24 日，这份文稿以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到了北朝鲜，同时还发去了斯大林给金日成的一封私人信件。
斯大林态度未变，仍然建议金日成坚持加强宣传，多搞游击队潜入南方，进行袭扰、破坏、暗杀。 等到条件成熟时，再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实现国家统一。
金日成看完文稿与信函后大失所望，情绪低沉到了极点。
而就在这年的 9 月到 12 月期间，「三八线」上发生了几起比较重大的武装冲突，小冲突则多达 2000 多起，平均每一天就有 20 起左右。
10 月 14 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 北朝鲜第 3 警旅对侵入「三八线」以北 15 公里法音山高地的南朝鲜军队展开反击，并越过「三八线」，占领了两处高地。
由于什特科夫参与讨论并默许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斯大林报告，斯大林大发脾气，痛斥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无能。
斯大林愤怒地批示道：「留你们这些大使、顾问在那里干什么？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事先也不阻止，事后也不向我报告。 」
挨了痛斥的什特科夫深感冤枉，因为未及时向斯大林报告并不是他的过错。 按照工作程序，他只负责向外交部和国防部报告，并不直接向苏共中央报告。
10 月 26 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说：「你两天前的电报收到，在朝鲜问题上，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金日成不能采取军事手段来解决统一的问题。 这个事情你放心，由我来做金日成的工作。 」
12 月 16 日，斯大林与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会谈时，斯大林谈到可以保持 5 至 10 年甚至 25 年的和平，因而否认了在朝鲜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毛泽东一直不同意也不重视金日成的进攻计划，他担心的是出现相反的情况。
毛泽东说：「朝鲜的问题，现在不是北边进攻南边的问题，而是南边进攻北边的问题。 南边的力量要比北边强得多嘛，还有美国军队在那里撑腰嘛。 现在的问题是北边要壮大力量，时刻有所准。 」
毛泽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解放新疆、西藏，但摆在第一位的，无疑是台湾的解放。 对他来说，朝鲜即使要实现武力统一，也应当是斯大林的责任，因为斯大林才是全世界公认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当家人，而他不是。
单纯从军事角度讲，金日成大举兴兵，也必须等到中国完成统一大业之后。
况且，虽然斯大林提议自己主管欧洲共产党事务，毛泽东主管亚洲共产党事务，偏偏北朝鲜不吃这一套，无论大事小事，金日成从不主动向毛泽东征求意见和汇报，而是直接越过他这个「亚洲共产党的领导人」直接向斯大林请示。
久而久之，这种不正常的状况，竟然成了常态。 毛泽东对此是既不快，也无奈。
但是，仅仅两个月以后，斯大林便给金日成发放了走向战争的通行证。
1950 年 1 月份，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1 月 17 日，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马上要到北京（此时北平已更名为北京）赴任，中国驻平壤大使馆为他举办了一个欢送宴会，金日成、什特科夫、拉祖瓦耶夫都去了。
金日成嗜酒，酒量也大，这一天大家左一杯右一杯地敬他，结果喝高了，不知是酒后失态，还是借酒吐真言，他突然摇摇晃晃地站起身，一只手抓住什特科夫，一只手抓住拉祖瓦耶夫，眼泪汪汪，情绪冲动地大声嚷道：「什特科夫同志，拉祖瓦耶夫同志，现在中国的统一已经完成，就只剩下我了。 几千万南朝鲜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饱受煎熬，做梦都盼望着我去解放他们，我不明白啊，斯大林同志为什么就不准我去解放我受苦受难的同胞呢？斯大林同志说必须要等到南朝鲜主动向我们发起进攻的时候我再搞个反击，一下子打过去。 可我等了这么长时间，李承晚总也不来打我。 再这样等下去怎么行呢？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业一拖再拖，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 不行，我不能再等了！我必须马上去莫斯科，我要面见斯大林同志，和他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 如果不能同斯大林会面，那么，我就马上去北京会见毛泽东。 」
金日成还向两位苏联大员说道：「现在我的人民军比李承晚的军队强大得多，为什么斯大林同志不允许我进攻瓮津半岛，只要斯大林同志同意我进攻，我保证人民军在三天之内就可以拿下瓮津半岛。 如果人民军发动一场全面进攻，几天之内，我就可以攻入汉城！」
什特科夫回去后立即把金日成在午餐会的表现，详详细细写了一份长长的电报，发回了莫斯科。
他提醒斯大林：「金日成有些醉意，整个谈话是在兴奋状态下进行的。 看来，他说起这些话不是偶然的，而是预先想好的，目的是倾诉情怀，试探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金日成一再强调，他希望听取斯大林同志对朝鲜南方形势的看法，因为他（金日成）一直都想发动进攻。 」
[1]
斯大林接到这个电报以后，过了 11 天，也就是 1 月 30 日，他与毛泽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罢字，举起香槟碰了杯，送走客人后，他回到办公室，便立即提笔给刚刚由朝鲜人民军总顾问改任苏联政府驻朝鲜大使的什特科夫中将拟了一条电文：「你的报告已接到。 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的。 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 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接见他并同他会谈。 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帮助他。 」
[2]
不过，斯大林也附带了一个条件，他说：「我对金日成同志有个请求，苏联十分缺铅，我们希望每年至少能得到 25000 吨铅。 如果朝鲜每年能向苏联提供上述吨数的铅，那么，朝鲜将给我们很大帮助。 我希望金日成不会拒绝我们这一请求。 也许金日成需要我们的技术援助和某些苏联专家，我准向他提供这种援助。 请把我的此项请求转告金日成，并替我请求他把他对此事的意见告诉我。 」cc 引自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之《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准访苏事宜致斯大林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二天，什特科夫电告斯大林：「金日成同志看了您的电报，欣喜若狂。 他表示，他已经做好一切准，就等着您的召见，什么时候叫，他什么时候到。 」
2 月 1 日，斯大林又追发了一份电报给金日成，称：「我前天说的那些事非常机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还在后面特意加了个括弧，饶有深意地叮嘱金日成「包括中国人」。
斯大林态度的改变，主要在于保证苏联的战略利益。
因为毛泽东在莫斯科一待两个半月，最终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而使苏联被迫放弃其在远东以中国东北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即中国立即收回大连港，并在二至三年内，收回中长铁路和旅顺港。
苏联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一旦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势必会千方百计地想要获得一个太平洋上的不冻港，来作为自己自由进出太平洋的海军基地和出海口。
斯大林的战略考虑沿袭沙皇俄国，十分重视其在远东追求不冻港的历史传统，无论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还是在出兵中国东北时，斯大林都曾直言不讳地扬言：「苏联对日作战的目的，就是要收回沙皇俄国在 1904 年日俄战争中丧失的那些权益。 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要取得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旅顺港。 」
除了已经既成事实的外蒙古问题，莫斯科最担心的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1945 年中苏条约所保证的苏联在满洲的权益，眼看就要被毛泽东提出的新条约断送掉，斯大林必须采取补救措施。
而处于朝鲜半岛中部和南部的元山、仁川、釜山和济州岛几个港口，早在 1945 年，就已经是苏联外交部关注的目标了。
于是，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把整个朝鲜半岛纳入莫斯科的势力范围，就成了当务之急。
恰在此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的关于朝鲜半岛不在美国防御范围的演说，又为斯大林实现对朝政策的改变，创造了条件。
战后的斯大林不愿意在亚洲刺激美国，并不是什么新闻。 至少，许多上年纪的人都知道 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时，他不允许毛泽东「继续革命」，迫使毛泽东前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情况。
熟悉战后中共历史的人也都多少听说过当年八路军抢在国民党军前面进入东北，却被苏联红军阻挡在城市之外的故事。
以至于在不少中共高层人士的印象中，直到 1949 年春天，斯大林也还是因为害怕美国干预，有过让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想法。
既然如此，为什么到了 1950 年初，斯大林会突然改变态度，愿意冒着与美国发生战争的巨大风险，来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呢？
按照以往众多学者的观点，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 1 月 5 日和 12 日，关于美国太平洋的防御范围不包括朝鲜半岛与台湾的说法，给了斯大林错误的信息。
沈志华教授对此提出了异议。
他的解释是，促使斯大林根本转变对朝鲜半岛问题态度的关键，并不是杜鲁门和艾奇逊的讲话，而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他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斯大林改变朝鲜半岛和远东政策所发生的作用，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苏联感到其在远东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从而有了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势力抗衡，并且战而胜之的把握。
恰恰相反，是因为中国政权的更迭和新的中苏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深感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权益必将会受到威胁或者完全丧失，从而才需要改变政策，以保证苏联战后确定的远东战略目标继续存在。
对莫斯科来说，新中国的成立极有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苏联在亚洲的安全防御地带—这无疑会巩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权益，另一面则是这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邻国一旦强大起来，有可能对苏联的安全和利益构成新的「威胁」。
同样，《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对莫斯科也有着双重效应：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固然加强了苏联在亚洲的政治实力，但也迫使斯大林把他在 1945 年从蒋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和经济权益，还到了毛泽东手中。
是什么重要的权益要失去呢？
就是根据条约的规定，苏联在可以预见的短短两三年内，将失去其通过《雅尔塔协定》和蒋介石签订的旧中苏条约获得的，可以使苏联通向太平洋的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这两个不冻港。
精明过人的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支持金日成在朝鲜打一场统一国土的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和釜山这两个港口将代替旅顺和大连的作用。
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主动要求苏联红军留驻旅顺、大连。
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长春铁路。 这样，长春铁路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人的掌握之中了。
显然，斯大林正是因为与中国结成了盟友，下决心借助中国和中国的经验推动亚洲革命，牵制美国，才会转而督促日本、印度以及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学习，甚至模仿中国，广泛地开展武装革命。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他得知金日成一而再，再而三地强烈提出以军事行动来统一朝鲜半岛时，他才会一改以往的拒绝态度，答应了金日成的请求。
金日成急迫地盼望着斯大林召见，但是，莫斯科的电报迟迟不来，让金日成在平壤急得坐卧不安。
什么原因？
因为毛泽东此时正在克里姆林宫做客，和斯大林「扳手腕」。
毛泽东首访莫斯科充满了戏剧色彩，在长达 78 天的时间里，他和斯大林之间发生的故事不仅妙趣横生，起承转合，高潮迭起，而且还横眉冷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
更重要的是，此次访问与 4 个多月后爆发的朝鲜战争密不可分，有充分理由被视为朝鲜战争的重要前奏。
中国共产党从她成立的那天起，就决心以苏联共产党为榜样，通过自己的浴血奋战，建立一个像苏联一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一句指向明确，家喻户晓的流行口号。
但是，在日本投降以后，以苏联看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国民党控制着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还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而共产党还相当弱小，居于中国偏僻地区的一些角落。 因此，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把对中国的援助绝大部分给予了国民党。
直到进入 1948 年，共产党的军队奇迹般地在 4 个多月的时间里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 144 个师，加上非正规军 29 个师，总人数在 150 万人以后，斯大林这才猛然大吃一惊，开始对毛泽东刮目相看。
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谨慎的斯大林仍然还是提出共产党和国民党「划江而治」。
斯大林担心的是：一旦解放军强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美国就会参战，从而极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把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的苏联也裹挟进去。
毛泽东把对长着一双「势利眼」的苏联人的愤怒埋藏在心中，对斯大林的建议毫不理会，指挥百万雄师，一鼓作气地打进了南京国民党的总统府。
结果斯大林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美国人一没有伸手拉蒋介石一把，二没有敢管毛泽东。
1949 年 6 月，在刘少奇前去莫斯科为毛泽东的访问铺路搭桥时，斯大林已经明白绝不可以再轻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了。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问刘少奇：「我们是否妨碍了你们？」
刘少奇以中国人通常具的谦和态度客气回答：「没有，没有。 」
斯大林仍然带着歉意说：「妨碍了，妨碍了。 看来，我们还是不太了解中国。 」
在刘少奇访问期间，斯大林提出了一个日后证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并且对毛泽东和中国每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活都有着深远影响的建议。
斯大林说，「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该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一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指导和帮助」。
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 因此，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指导责任」。
概而言之，就是从今以后，苏共负责欧洲地区的革命运动，中共则负责亚洲地区的革命运动。
斯大林作出的这一「革命分工」可不是一句简简单单的空话，它对新中国的领袖们此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制定党的路线与国家政策，都产生了极为重大深刻的影响。
斯大林所谓的「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指导责任」，就是让中国共产党运用自己已经取得成功的经验，来推动亚洲其他各国在野的共产党拿起枪杆子，推翻自己国家的现政府，早日走上革命成功的道路。 也就是多年前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输出革命」。
「亚洲革命负责人」这顶红色高帽，不仅给中国人民的肩膀压上了「援越抗法」（后来转化为「援越抗美」）这副重担，并且还直接影响到了不久之后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态度和作为。
7 月 4 日，在莫斯科的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写了一个请示报告。 刘少奇采用和毛泽东在西柏坡与米高扬会谈时相同的策略，先借所谓「不明真相的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之口，抱怨苏军继续占领旅顺和在日本投降后大肆拆迁东北的工业设施，然后又说明中共如何纠正这种「错误」的观念。
外蒙古问题也再一次以同样暧昧的方式被提了出来。
报告说中共如何教育国内群众认清蒙古人民是通过行使民族自决权取得独立的，并重复了斯大林关于唯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决定蒙古地位的观点。
可是报告依然没有把外蒙古独立看成是不可改变的，而是表示：「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 」
中共代表希望斯大林能对这些说法的正确与否表明意见。
报告还提出了几个关于如何处理中苏条约的方案，供斯大林同志选择：可以推翻旧的中苏同盟条约，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再和我们签订新的条约；也可以暂时维持旧的条约，但是苏联政府有必要公开发表一个声明。
报告表示：「新中国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
报告还更清楚地解释了「一边倒」的含义：「关于联共（布）与中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 根据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 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发生争论，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 」
斯大林赞同中方报告所重复的他自己的说法。 他还告诉刘少奇等人，对苏联政府来说，外蒙古问题已经解决了，如果有什么改变，必须由中国和外蒙古的同志们直接讨论。
关于中苏条约问题，斯大林对报告的反应简单明了，拿笔在天头上批了一行字：「此事等毛泽东同志来后再说。 」
斯大林的意思很明白，报告中涉及的许多重大事情，他必须亲自和毛泽东谈后才能做出决断。
刘少奇在莫斯科其他一切都办得很顺利，唯独苏联人闭口不和他提签订新条约的事。
其实，刘少奇起草这个报告的目的，就是一种政治试探，逼斯大林亮出底牌。
12 日，刘少奇将斯大林的答复电告毛泽东。
14 日毛泽东回电：「关于两党关系的那种提法，是因为现在两党之间没有共产国际及情报局一类组织，而现在又不适宜恢复或建立这类组织的情况下的一种实际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处置或态度，不要采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 因此，请你们和斯大林商量，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你们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销那种提法的文字，但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以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
如果把中苏关系看成一部连续剧，刘少奇出使莫斯科是继米高扬密访西柏坡之后，中苏之间党对党外交的非同寻常的第二幕。
刘少奇等人在同斯大林的交往中显得小心有加，十分尊敬。 这不但是因为斯大林在中共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也因为中共急于消除斯大林对自己的猜疑。
中方报告一方面反映了中共对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权的明确尊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新中国领导对苏联外交意图的曲折试探。
在了解到中方报告中关于中共服从莫斯科的内容后，毛泽东立即致电刘少奇，要他删除报告中「准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这一段文字。
1949 年 12 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理事会的会议上，成立才两个月的新中国的领导人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他向亚洲各国提出了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的方针。
他号召亚洲—印度支那国家、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日本等国的工人阶级，公开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
他指出，「不同帝国主义及其傀儡—亚洲各国的政府进行武装斗争，工人阶级不仅不能满足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反而会被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傀儡的优势力量所粉碎」。 所以他号召亚洲国家的所有工会工作者，都必须团结在工人党的周围，建立人民解放军，或不遗余力地起来支持这些国家已有的人民解放军。
包括苏联代表团团长在内，各国理事对此提法惊诧莫名，一致表示异议，因为他们都已经习惯了不要去刺激美国及其所在国的政府。
然而，问题提到莫斯科之后，在斯大林的干预下，刘少奇的做法得到了鼓励，其报告被苏共中央认为「是正确的、及时的，建议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刘少奇的报告中有什么使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的同志们害怕的呢？
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解释称：「刘少奇对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起草的决议表示坚决反对，因为决议轻描淡写，毫无分量，有意回避了亚洲国家工人群众的最关键问题—同亚洲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进行武装斗争问题。 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的同志们，其中包括路易·塞扬看过刘少奇的草案后，对他声明说：『如果通过这一草案，那我们就得赶紧收拾行装，从巴黎逃到莫斯科去。 因为通过类似决议之后，处在帝国主义国家领土上的世界工联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不可能。 号召印度支那、缅甸和其他国家的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自己就不可能再在巴黎、伦敦和其他帝国主义掌握政权的城市里平安地居住下去了』。 」
显然，斯大林改变了以往的做法，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接下来，毛泽东又义无反顾地从斯大林手中接过了「援越抗法」的重担。 而且从「援越抗法」到「援越抗美」，这副沉重的担子，让中国人民一挑就是几十年。
历史上，越南长期为中国领土，公元 968 年正式脱离中国独立建国，之后越南历经多个封建王朝并不断向南扩张，但历朝历代均为中国的藩属国。 19 世纪中叶后越南逐渐沦为法国殖民地。 1945 年「八月革命」以后，胡志明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也曾经把中国当成老大哥。 可以说，越南就是在中国的倾心支持下，才自立门户的。
1945 年 5 月，德国败降以后，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奄奄一息，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族解放联盟（简称越盟）已控制全国大部分地区。 在中国活动已久的胡志明及时指出，总起义条件已经成熟。
根据胡志明建议，8 月 13—15 日党的全国会议在宣光省新潮举行，决定立即发动全国总起义。
越南的「八月革命」取得了胜利，9 月 2 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胡志明就任临时政府主席，并发表了越南人民的《独立宣言》。
1946 年 3 月，胡志明以自己在越南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和杰出贡献，当选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可是，国家建立了不等于就万事大吉。 很快，越南这个新生儿就遭到了法国殖民者的武装干涉而危在旦夕。
此时的中国，刚刚欢庆完抗战胜利，内战的硝烟又起。 经过 3 年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终于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建立了新政权。
当《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在中国大地上响起来不久，胡志明仿佛看到了越南人民解放的希望，立即给毛泽东写来祝贺信，并且希望中国新政府能伸来援助之手，与越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这样，中国就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承认越南并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
建交的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援助，没有多久，胡志明秘密进入广西求援。
刘少奇建议胡志明去苏联，拜会斯大林。 利用毛泽东、周恩来均在莫斯科访问之机，共同争取苏联政府的援助。
可是斯大林却别有用心。
在莫斯科，斯大林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后会见了胡志明，听取他关于越法战争的介绍。 胡志明向斯大林当面提出了请求苏联派出军事顾问援越，并且提供各种军事物资援助的要求。
斯大林对胡志明的请求未置可否，其实此刻的斯大林自有他的打算。 他对毛泽东说，他希望援助越南抗法战争这个职责，还是主要由中国方面来承担，因为中国和越南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许多联系，双方比较了解，地理位置也接近。
就这样，在莫斯科，中苏两国政府对援助越南抗法战争问题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越南抗法战争则由中国援助。
当时，新中国成立才 4 个月，困难重重，百废待兴。 尽管面临很多困难，中国仍然作出果断决定。
7 月下旬，军事顾问团正式建立。 79 名干部、250 名随员，在团长韦国清，副团长梅嘉生、邓逸凡率领下，于 8 月 12 日拂晓到达越军总部所在地广渊。
随后，中国大批援越物资，开始源源不断地运进越南北部根据地。 第一批越军主力部队进入中国境内接受装、训练，庞大的中国军事顾问团也做好准，即将入越。
为了打破法军的封锁，打通与中国的交通线，取得中国的直接援助，巩固和扩大越北根据地，创造有利条件，打好以后的战役，越共中央决定发起边界战役。 越方除了要求中国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和军事顾问团尽快入越外，还要求中国派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协助整个战役的组织指挥。
最后，此人选定为毛泽东爱将陈赓（也是胡志明点名邀请的）。
陈赓不辱使命，在他的策划和指挥下，胡志明的军队渐渐壮大，并最后将法国人赶出了越南。
可法国人刚被撵走，美国佬又提着刀枪棍棒，神气活现地来了。
于是中国人再次出手，把这场战争打了下去。 到 1978 年止，按当时的国际市场价格计算，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总值达 200 亿美元左右，其中包括：足够装 200 万陆海空军队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军用品；450 个成套设项目（已完成 339 项）；3.46 亿米棉布；3.5 万辆汽车；几百公里铁路的修建工程以及全部铁轨、机车和车厢；500 多万吨粮食；200 多万吨汽油；3000 多公里的油管和 6.35 亿美元的现汇。
抗美援越时期，中国累计向越南派出专家、顾问 2 万余人，工程和防空部队 30 多万人，最高年份达 17 万人。 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在援越抗美战场上伤亡多达 5000 多人，其中 1000 多人的遗骨安葬在越南国土上。
继「援越抗法」之后，东南亚各国包括印度、日本、尼泊尔的共产党，组建起各种各样的武装游击队，走向山区和农村，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实施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向着他们的国家政权打响了第一枪。
中国不仅负责为他们提供武器与经费，以及一切打仗所需要的物资，还利用昆明、重庆、南京、北京的多所军事院校，免费为他们培养各种各样的军事人才。
一直到毛泽东逝世几年后，明智务实，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力挽狂澜的邓小平才痛下决心，卸下了这副压得中国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的重担。
2011 年 3 月，李光耀出版了回忆录《经济腾飞路：1965—2000》。
别看书名冠着「经济」二字，其实谈的大都是国际政治。 书中回忆了他这一时间段里主要的政治生涯，其中相当详细地谈到了 1978 年他与当时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会面的经历。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78 年 11 月，这位 74 岁高龄、矮小精干、敏捷硬朗，不到 5 英尺高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 707 客机上走下来。 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 那是我们总统府里的迎宾别墅。 当天下午，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了正式会谈。 」
1976 年，李光耀访问过北京，但当时的邓小平还受着「四人帮」的排挤「靠边站」，他们未能见上一面。
在两人的首次会面中，两个半小时内邓小平一直强调苏联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他认为，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都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 他引述毛泽东的话说，必须团结起来，对付那个『王八蛋』」。
邓小平全盘分析了苏联在欧洲、中东、非洲、南亚和中南半岛的行动策略。 苏联在越南大大占了上风。 有些人不明白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糟，中国又为什么必须采取行动切断对越南的援助，非但不把越南争取过来，反而把它推向苏联。
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越南怎么会在丝毫不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还要完全倒向苏联。 这是因为越南「多年来有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 就连胡志明也有过这种想法。 中国向来都不苟同。 越南把中国视为实现中南半岛联邦的最大障碍。
中国的结论是，越南非但不会改变立场，而且还会变本加厉地反对中国，把大批越南华裔驱逐出境就是最好的证明。 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停止对越南援助的。
中国当时总共已为越南提供了现值 200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一旦中国停止对越南的经济援助，苏联就必须独自挑起这副重担，却又无法满足越南的需求。 所以邓小平说，苏联只好让越南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相当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东欧共产集团经济共同体），把担子推给了东欧国家来共同承担。
邓小平担心的问题是，「越南有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 中国应该怎么办？」他反问。 接着又自问自答：「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得多远。 」他一再重复这一点，不直接表明会对越南进行反击。 他说：「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许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 中南半岛联邦会逐渐扩大影响力，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的环球战略的一步棋。 」
当邓小平结束谈话时，太阳快下山了。 李光耀问邓小平是否需要他立刻发表意见，或是到第二天再继续谈。
邓小平说：「那就先吃饭，别让饭菜凉喽。 」
晚宴上的邓小平「很友善亲切，情绪却没有放松，脑子里总是想着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事」。
李光耀追问道：「既然如今泰国首相克良萨将军已经表明会站在中国一边，并在曼谷热情地接待了阁下，以实际行动做出承诺，中国接下来会怎么做？」
邓小平一再强调：「这就要看越南的行动有多严重了。 」
李光耀回忆说：「我的印象是，越南的行动要是止于湄公河，情况也许不至于那么危险。 反之，攻势一旦过了湄公河，中国就不可能再按兵不动了。 」
晚宴上，邓小平盛情邀请李光耀到中国访问。
李光耀谢过，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我就来。 」
邓小平说恐怕那需要很长时间。
李光耀表示异议：「你们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你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素质远比我们高嘛。 」
邓小平听后，沉默不语。
据李光耀追述，当时越南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曾经对 4 个亚细亚常任代表说过，越南平等对待越南的华裔，这些华裔却「忘恩负义」，16 万人从河内越过边境逃到中国去，或者纷纷乘船大举出逃，这全都是华裔「忘恩负义」的结果。
而印尼的常任代表也不顾另外 3 名来自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的常任代表都是华裔，口口声声说越南人对待国内的华裔过于仁慈善良，说越南应该向印尼看齐。
印尼的代表为什么要这样说，印尼人对中国人做过什么？
苏哈托铁腕统治印尼 32 年，给华人留下了无数伤痛。
1965 年 9 月 30 日，拉提夫上校和乌坦上校率领一批陆军军官，逮捕了 6 名军方将领，强迫苏加诺总统解散国会。
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部队司令的苏哈托浑水摸鱼，宣称这是一次「共产主义政变」，迅速平息了政变，并窃取了国家最高权力。 这就是印尼历史上著名的「九三 ○ 事件」。
次年 3 月 11 日，苏哈托宣读了一份「命令书」，宣告「在军方的拥戴下」出任印尼「代总统」。
军权在握的苏哈托宣布印尼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开始在全国进行「清共运动」。
其间，印尼军方曾诬称有 9 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长老被华人所杀，挑拨大雅人对华人的仇视。 报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许多华人住所前放置盛有鸡血或狗血的红色土碗。 这就是大雅人复仇的记号，任何大雅人见到红碗，都必须将屋里的人斩尽杀绝。
究竟有多少华人在「红碗事件」中被杀？至今没人说得出确切的数字。 根据幸存者的陈述，至少有好几个地方发生「屠村」事件。 「沟水都变成红色」，「大雅人杀华人，就像杀鸡杀鸭一样」。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把这段悲剧称为「20 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 从此以后，印尼华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得取中国名字，不准开办华人学校，不得进入政府部门工作……32 年后的 1998 年 5 月，苏哈托故伎重演。
当时，一些印尼大学生举行游行，号召进行民主改革。 警察开枪射杀 6 名大学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暴乱。 眼看局势即将失控，苏哈托再次制造种族议题，宣扬「华人在偷盗印尼的财富」，指使亲信率先掀起血腥的「排华」暴行，以转移国内矛盾。
一场反对苏哈托的政治运动，随即演变成了骇人听闻的排华「五月暴行」。 1200 多名华人在骚乱中丧生，5000 多家华人住宅和商店遭焚毁。
当时，印尼一个妇女组织的主席、华人奈达，在接受路透社记者的采访时说：「雅加达的强奸案件是同时发生的，同一条街道上的华人妇女全都遭到强奸或遭到性骚扰。 暴徒先是闯进房子里，如果他们发现有两三名妇女的话，就会向年纪最轻的下手，然后再纵火烧房子，这是有组织的。 就像采取一项集体行动一样，每个地方所发生的强奸案都是这样的……警察和军队近在咫尺，但对呼救声置之不理。 」
直到今天，尽管印尼总统一再说「『五月暴行』是印尼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事件」，并宣布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此事，但真正的主使仍逍遥法外—他就是苏哈托长女的丈夫、印尼陆军战略后部队司令普拉博沃中将。
从 1965 年的大清洗，到 1998 年的「五月暴行」，苏哈托执政 32 年，逾 50 万华人惨遭屠杀。 倒在苏哈托屠刀下的华人，几乎都是已经加入印尼国籍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华人移民，因此，是否追究苏哈托的屠杀罪行，已属于印尼内政，取决于印尼民众自己的意愿。
然而在历史的记忆里，这一抹血色终难就此消逝。
就在这次会面中，李光耀努力要让邓小平彻底明白，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面对的是邻近国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
他告诉邓小平，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这些亚细亚国家的华人发出号召，在亚细亚各国政府看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颠覆行为。
他还说，马来西亚的马来回教徒同华人之间，以及印尼人同华人之间，一直心怀猜忌和敌意，主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不断向东南亚各国输出革命」，结果导致新加坡的邻国都希望新加坡能够跟他们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不是为了抵抗苏联，而是同中国对抗。
李光耀接着说，也许邓小平从来没有这么看：中国怎么仗着世界强国的姿态，逾越区域内的各国政府，煽动他们的公民来推翻现有政权。
但是，要这些国家听从他的建议，组成联合阵线来合力对付苏联和越南，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体语言都显示出他的错愕。 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 」李光耀本来以为「邓小平态度多半跟 1976 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
然而突然地，邓小平问李光耀：「你要我怎么做？」
李光耀吃了一惊，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的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 」
要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历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李光耀犹豫了一下，然后直率地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 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亚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洲华人来说反而更好。 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洲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 只是中国越是这么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 中国必须停止对马来西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
邓小平强调，中国人心口如一。 中国人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说一句是一句。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发表声明说，一旦美国越过「三八线」，中国就不能坐视不理。 美国人却不加理会，结果全世界都看到了。 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不玩虚的那一套。
邓小平还说，中国之所以重申它的华侨政策，原因有二：第一，越南的反华行动；第二，基于中国内部的考虑，这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贻害。 海外华侨留在内地的亲戚被折磨得很惨，遭迫害或监禁的例子不计其数。 邓小平要重新确立中国对海外华人的立场，声明中国赞同和鼓励他们接受居留国的公民权，并呼吁那些希望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遵守侨居国的法律，同时表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在柬埔寨问题上，邓小平也向李光耀保证，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 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
他一脸严肃地说：「越南如果侵犯柬埔寨，中国必然会惩罚越南。 中国势必要他们为此付出代价。 苏联也终究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沉重负担。 」
这第一次会面，李光耀对邓小平印象深刻，以至他在书中写道：「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 尽管他只有 5 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 虽已年届 70 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却随时准改变自己的想法。 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广播。 」
认错是痛苦的，一个伟人面向全体人民和全世界认错，更要经受巨大的心灵痛苦。 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总得有人站出来担其责，重启新航；一个时代的失误，总得有人来画个句号，另开新篇。 这不是喜气洋洋的剪彩，而是痛定思痛，发愤图强的誓言。
只有那些敢于担负起世纪责任的人，才会有超越时代的思考；只有那些出以公心为民造福的人，才能不图虚名，面对现实，实事求是。
当 13 亿中国人民今天沉浸在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功的喜悦与幸福中时，请不要忘记当年一代伟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痛苦的思考和艰难的抉择！
1949 年 12 月 6 日到 1950 年 2 月 17 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待了长达 78 天。 那是他和他的同志们辛辛苦苦创建的新中国刚刚诞生两个月之后，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他的工作强度，绝不为过。
毋庸置疑，作为新朝元首，他一个人在最不能离开的时候，能够撇下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国家的首都待上那么长的时间，必然是遇到了什么令他不爽的事情。
依中国湖南人那种倔强刚烈的个性，遭受主人的冷遇而没有选择愤然拂袖而去，更表明所遇之事，非同小可。
过去，俄国学者普遍认为：此次毛泽东来莫斯科主要是休息和养病。 中国学者则认为：斯大林对毛泽东此行的目的不甚清楚，双方在会谈中发生了误会，才导致毛泽东义愤填膺。
斯大林其实非常清楚毛泽东此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来和他谈中苏条约问题—毛泽东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废旧约，立新约；推翻 1945 年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与斯大林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由毛泽东代表成立才两个多月的新中国，重新与斯大林签订一个《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
要捋清楚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明白 1945 年那个旧条约，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下和斯大林签订的。
它的内容都有什么？
毛泽东为何要煞费苦心地争取废弃它？
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罗斯福总统从美军攻占冲绳和琉璜两座岛屿的激战中感受到了日本军队的顽强，国防部作出评估，如果以目前的战争形势，要夺占日本本岛，美军大约还需要付出 100 万人的代价。
罗斯福被这份评估报告震惊了，为了在以后与日本人的战斗中减少美军伤亡，他迫切希望已经结束了西线战事的斯大林，马上出兵帮助攻打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
斯大林则说，好哇，要我打日本人可以，但是我有政治条件。
罗斯福问他的条件是什么。
斯大林说，苏联必须收回俄国在 1904 至 1905 年日俄战争时期失去的在远东的政治和经济权益，这些权益主要包括三项内容，一，占有中长铁路的经营权；二，租用旅顺港和大连港；除此之外，就是让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
而这些权益，只有通过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条约才能得以实现。
罗斯福为了减少美国人的牺牲，居然不惜牺牲中国的重大利益，背着蒋介石政府答应了斯大林的条件。
然后美苏两大强国，一个来软的，一个来硬的，逼着蒋介石派出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
蒋介石深知这次谈判是一个硬仗、苦仗、屈辱之仗，所以选派国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领衔，外交部长王世杰副之，还让蒋经国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参与其事。
宋子文一行飞抵莫斯科的时候，美国还没有公布雅尔塔协定。
中国代表到达莫斯科的第一件事，就是礼节性地对斯大林进行拜访。 斯大林态度还算客气。 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不友好的面目一下就显露出来了，他拿出一份文件向宋子文面前一掷，态度傲慢地问：「你看过这个东西吗？」
宋子文瞥了一眼，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 」
斯大林以不容反驳的口气强调说：「你们和我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文件做根据。 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
虽然心里早有准，但万万没有估计到斯大林会如此蛮横无理。 三人顿时紧张起来，这简直就不成其为谈判，而是强取硬索！
但是，弱国无外交，心里再气愤，既然千里迢迢来到莫斯科，总还得忍气吞声和他谈下去。
斯大林恃强凌弱，最后提出了几个条件，对中国代表说：「如果贵国政府满足我的要求，第一，我可以马上把新疆的匪患给贵国彻底解决了；第二，苏联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正统的国家领袖，并说服中国共产党加入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第三，苏联出兵东北三个月后马上撤军。 如果贵国政府不能满足我的要求，那么，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以后，什么时候撤军，我就不知道了。 」
所谓新疆匪患，即史书上说的「三区革命」，实际上就是苏联人怂恿和煽动的。 斯大林的目的就是要在新疆建立起与东北一样的苏联势力范围。 「起义部队」一直打到离乌鲁木齐只有 60 公里的地方。 而蒋介石那时候既要忙着和日本人打仗，又要防范中共武装对他的政权的颠覆，鞭长莫及，根本无力顾及遥远的新疆。
谈判过程中，双方为两个问题争执得非常激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
而临离开重庆之前蒋介石给他们有过明确指示：「无论如何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国的一贯用语，中国人对这两个字尤为反感。 」
所以中国代表要求删去「租借」二字。
第二，中国代表认为，凡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绝对不能谈判。
通过中国代表的奋力争取，斯大林也作了某些让步，比如同意不使用「租借」二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等问题，也都表示愿意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
但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斯大林咬紧钢牙不松口，坚持决不退让！
如此重大的问题，宋子文无论如何不能同意。
这一问题马上成为最大症结，谈判一下子被卡住了。
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让中国代表团所处的内外环境变得来更加险恶。
1945 年 8 月 9 日，当中苏谈判正处于僵持状态的时候，由于美国在日本投放原子弹所引起的形势急剧变化，斯大林等不及中苏条约签字，便迫不及待地对日宣战了。 面对 150 万苏联红军顷刻之间分三个方向杀入中国东北，并且很快完全控制了东北的现状，本已处在绝对弱势地位的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更加感到了斯大林咄咄逼人的巨大压力。
蒋经国在他的《自传》里写道：
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望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斯大林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
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 8 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 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了。 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苏联。 」
我说完之后，斯大林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 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帮我的忙，而是你要我帮你的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败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斯大林说这番话时态度非常倨傲，露骨地表现出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
我也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
斯大林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出于军事战略的观点。 」他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苏联就完了。 」
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 你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 但中国正在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 25 年，我们再加 5 年，30 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 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并非永久如此。 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 」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们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 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你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一旦统一起来，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
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就是害怕我们中国统一起来，强大起来。
接下去，斯大林又说：「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种力量』出来这样做？」
这个力量是谁？他先故意不说。
我就反问他：「是不是美国？」
他回答说：「当然！」
我心里暗暗地想，美国人订下了《雅尔塔协定》，给了斯大林许多便宜和好处，而在他眼中，还忘不了美国是他最大的敌人！
经过许多次的谈判，《中苏友好条约》终于签订了。 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才算数。
斯大林同意了。
斯大林说过：「条约是靠不住的。 」
我们绝不以人废言，只要自己能发愤图强，有了力量，反共抗俄才能够胜利，外蒙古还不是仍旧可以归还到我国的版图吗？而且，《中苏友好条约》，经俄帝彻底破坏之后，我们已经明白宣布其「无效」；依理依法，外蒙古仍然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
就这样，在严酷的既成事实面前和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无可奈何的蒋介石只得指令宋子文接受苏方条件，就是在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三个条件下，允许将依公正之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无论如何，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脸面总是要的。
对于蒋介石的指令，宋子文感到十分愤怒，他非常清楚，谁签订这个条件，谁就必然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可不愿在历史上留下这个骂名。 宋子文索性扔下王世杰，带着蒋经国飞回重庆，然后马上提出辞职，撂挑子坚决不干了。 蒋介石拿他这舅子无奈，只好于 8 月 14 日下令由王世杰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签署了这份丢人现眼的条约。
第二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王世杰签完字一回来，果然就在国民参政会上被国大代表们骂得狗血淋头。 堂堂外交部长，成了千夫所指的卖国贼！而且被人打掉了牙齿还得含血带泪往肚里吞，半点不敢说这个条约是斯大林和蒋介石首肯的，而不是和他这个外交部长签订的。
其实，所谓「公民投票」，也不过是蒋介石为了下台阶而采取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 所以，后来奉命前往观察外蒙古「公投」的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回忆道：「苏俄侵略外蒙古，而又欺骗世界，迫使我国承认其独立，本为一复杂万端之国际大事。 政府当年抱定忍辱负重之宗旨，从权应变，实具有重大苦心，不容否认，法章奉命之后，深感责任艰巨，不敢稍有错误……」
1946 年 1 月 5 日，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地位。
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后，又想起了外蒙古问题。 他似乎有点「悔不该当初」了。 同时，蒋介石对斯大林没有信守「不援助共产党」的承诺更是耿耿于怀。 1952 年，蒋介石一纸诉状告到联合国，指责苏联违约，要求废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美国掌控的联合国确认苏联违背了条约规定，裁定条约无效。
1953 年，蒋介石宣布废除 1945 年中苏条约中关于外蒙古的换文，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下令把外蒙古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的版图之内。 而且还在国民党的中央会议上，沉重地「检讨」了一番，说：「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仍愿负其全责。 这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
当然，这种可笑的举动，已经无法改变历史铸就的事实了。
2013 年 10 月 14 日，94 岁高龄的郝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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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名记吴小莉专访时说：「蒋介石一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接受了《雅尔塔密约》。 」